当蒋介石反革命势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日益膨胀，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的斗争愈演愈烈之际，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革命大踏步前进的情况下，革命政权问题突出地提到党的面前。城乡工农运动的深入，推动了许多县政权的变化。在湖南省，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或公法团联席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有县农民协会、县工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团体的代表。他们虽没有自己推举县长，但原有的县长不能不听从各群众团体的意见，实际上形成群众团体联合掌握政权的局面。江西省有些县，由于广大群众的拥戴，共产党员担任了县长。在省政权方面，共产党员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的领导工作，林祖涵、李富春参加江西省政治委员会。共产党员和工农代表参加革命政权，这是北伐战争胜利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

虽然共产党人参加革命政权已经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落后于形势，一度存在着错误认识。1926年9月，中共中央委托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谭平山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参加政府。然而在共产国际未予答复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党内发出指示，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做法，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

中共中央采取在野党地位的政策，一方面，与当时党内一直存在着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把参加政府看成是猎取官位的错误观念有直接关系。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央提出要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限令担任九江、永修等县县长的共产党员立即辞职，并强调“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全党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对如何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认识。1926年7月，中央执委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在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中，把“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作为“民族革命运动”应该争取的“前途”。9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认为，这个前途的实现，就是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文章表白，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取政权的事情，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

1926年底，中共中央初步认识到参加政权的意义，决定共产党员“应争取参加各省政府”[12]。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加入政府机关的要求后，中共中央对参加政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了进一步认识，陆续派出谭平山、苏兆征等参加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但由于形势迅速恶化，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陈独秀以及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同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北伐开始前，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约2000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广大工人农民从败散的敌军手里夺得大量枪支弹药，迫切要求用来武装自己；国民革命军的不少军官也邀请共产党派人去帮助工作。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尽力发展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凡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13]。中央还要求在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14]。因此，党在北伐中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而且也没有巩固和发展已有相当数量的工农武装。

随着北伐的进展，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危险倾向日益显露。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困难是：一方面推翻北洋军阀的任务还有待最后完成，一方面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如何对付同盟者的背叛和突然袭击，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缺乏经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为了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出席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使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险。报告分析造成这种危险的原因时，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虽有左的言论，实际行动却很右，但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着重批评所谓党内的左倾，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等等。报告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这种说法，一方面把工农运动中出现的过激倾向夸大成主要危险，甚至把一些正确的做法也说成是“左”倾，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叛变革命这个根本危险，这种认识完全把事情的主次颠倒了。报告提出挽救危机的七项措施的中心思想，“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明显地反映了这种错误认识。

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规定应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势力的反动倾向作斗争。议决案认为，国民党左派虽然软弱动摇，但仍应该团结他们，支持他们。这实际上是把同右派斗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国民党左派身上。陈独秀等人把一些作出某些左倾表示的军官、政客也看作可以依靠的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对汪精卫寄予过高的希望，不仅主张把国民党的党权、政权交给他们，甚至要把一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让给他们来领导。这就不能不在日后时局陡然逆转的关键时刻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次会议所提出的挽救危机的政策的立足点，不是放在尽力巩固并加强共产党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未能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各种准备，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军事将领身上，幻想以退让求团结。这种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在群众中散布了有害的幻想，似乎已经磨刀霍霍的蒋介石还可能回心转意，由右向左；似乎软弱动摇、投机性很大的汪精卫，能够组成一个强大的左派集团，担负起完成国民革命的重任。另一方面给正在热火朝天地发展着的工农革命运动泼了冷水，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压制了群众运动。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国民党右派，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

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使党内的右倾错误逐步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次会议的决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的同意。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

中共中央纠“左”的方针传到湖南乡下后，有些地方开始搞起所谓“洗会运动”，把一些革命的贫苦农民当作“痞子”从农会中“洗”出去。衡山、湘乡等县很多乡的农民协会的委员和委员长甚至被关进监狱。这就助长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打击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造成党内思想混乱。这种错误方针很快就在党内受到抵制。

1927年3月，蒋介石开始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在武汉的吴玉章、瞿秋白和邓演达等，曾紧急商讨对付蒋介石在沪宁一带异动的方案，提出从武汉调第四军赶到南京，配合尚未开往江北的第六、第二军，加强南京一带的防务，借以监视蒋介石。4月3日，第四军已做好开往南京的准备，但陈独秀却致电武汉表示反对。

4月初，从国外归来的汪精卫同蒋介石等在上海进行密谈。他们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和主张上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反共的时机与方式上有一些分歧。陈独秀却主动找到汪精卫，与汪进行了会谈。4月5日，陈独秀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将会谈结果写成《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发表。这个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反而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谣言”。宣言称：“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宣言希望国共两党党员“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如弟兄般亲密”。宣言发表以后，陈独秀离开上海前往武汉。4月中旬，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也先后到达武汉。中共中央机构正式移驻武汉。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周恩来严肃指出：“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15]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第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第六军未来得及调出的少数部队被包围缴械，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

这时在武汉的中央领导人看到上海面临着巨大危险，立即决定由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和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其任务是决定上海区委工作计划，制定摆脱危险的防备措施。可是当李立三等人抵达南京时，上海已发生了大屠杀。

注:

[1]政学系，官僚政客集团。191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部分国民党右翼分子拒绝参加。他们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后改名政学系，从事勾结南北军阀、反对孙中山的活动。北伐开始后，该集团与蒋介石相勾结，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出版社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00页。

[3]《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1927年2月21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

[4]《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应付目前国民党内右派的进攻及我们对蒋的态度》(1927年2月17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122页。文中“K.M.T.”为“国民党”的英文缩写。

[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决议》（192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03页。

[6]《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结果和结论》（1926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7号(特字第65号)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9]《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最近全国政治局面及革命运动的趋势》（1927年3月12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

[10]《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9页。

[11]《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对付刘峙破坏、市府就职、内部组织、与蒋接洽等问题》（1927年3月28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页。

[12]《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13]《中共中央二十二号通告》，1926年10月3日。

[14]《西北军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给伯坚同志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页。

[15]《特委会议记录――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1927年4月16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