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党政领导干部都先后不 同程度地遭到批斗和迫害。作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驻水产部监察组副组长 的母亲彭儒，自然难逃此劫。

在我们家，首先遭到“文革”劫难的是我。那时，我在北京政法学 院（今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 间新闻播发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联合六名教师于5 月25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 干些什么？》。大字报一经播出，北京高校的大学生顿时沸腾。他们纷 纷效仿北大造反派，髙呼“踢开党委闹革命！” “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谁要反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谁就是“资产阶级的保皇 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政治理论教员，我当然容不得这些造反 派如此嚣张！于是，我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保皇派”、“修正主义的苗 子”。随之而来的就是，我被戴髙帽子游街示众、陪斗、弯腰、坐“喷气式飞机”、软禁，剥夺行动自由。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中，我三次 挨批挨斗，险些坐牢狱。本人的劫难，在此不赘述。

紧接着，我父亲陈正人被造反派整得死去活来，身心遭受摧残，突 发心肌梗塞而死在“文革”的浩劫中。

不久，我母亲彭儒被造反派关进“牛棚”，没完没了地审讯、批 斗、陪斗，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受尽各种折磨和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