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杭州到南昌仍旧是坐火车。母亲坐的是软席卧铺，我买的是 硬座车票。因为我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56元钱，能节省一点还是尽量节 省一点好。我们登上软卧一看，那间能坐四个人的小包厢，只有我母亲 一人。所以浙江省委送行的同志下车后，我就陪母亲坐在这间包厢里。

火车行走了两站后，列车员便进来换票。我把母亲的车票交给了 她，便给了我一个铝制的牌子。然后，又向我要票，我把硬座的票给她 看了一下。她告诉我：

“硬座票在这里只能坐到晚上九点，九点以后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去坐。”

我说：“这个包厢只有我母亲一个人，让我坐在这里陪着她老人家 行吗？”

她说：“那你加点钱，买一张软席票吧。”

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必要性不是很大，因为母亲年龄还不是很大， 身体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她一个人睡在软卧包厢不会出什么问题。我陪 母亲洗漱之后，大槪是九点半，便离开了母亲所在的软卧车厢，经过几 节车厢到了我自己的硬座位置。

第二天凌晨，大约是六点多钟，母亲便穿越一节节车厢来找我。她 边走边喊：

“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啊！……”

她这么一喊，满车厢的乘客都把目光集中在她的身上，满头银发的 母亲特别引人注目。一些南方人听她这么一喊，也不知道她是丢了“孩 子”还是丢了 “鞋子”（因为南方人都把“鞋子”读成“孩子”），都 颇感惊异。我一听母亲大声呼唤我，立即迎上前去。

“妈妈小点声、小点声，我在这儿。”

我搀扶着母亲回到她的软卧车厢。

其实，那时我已近40岁了。可是，我在她的心目中似乎永远是需要 她呵护的“小孩子”。母亲对我的爱是异乎寻常的。1949年9月，我从 瑞金回到父母身边时，她单独为我订了一瓶牛奶。红军长征时，我被丢 在农村让老百姓抚养，吃了不少苦，15年后才回到她的身边，她要用当 时最好的条件补偿对我的母爱。她在河南叶县“五七”干校时，尽管处 境困难，可她还在心中念念不忘地恼记着我，千里迢迢地托人给我捎了一袋食品。这份母爱，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

离开杭州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到了南昌城。

江西省革委会接待组的同志以及我们的亲戚都到火车站迎接我们。

汽车把我们接到当时南昌最好的宾馆——洪都宾馆。

省革委会接待组组长王有维同志（都称他王处长）把我们引进一套 朝阳面的套间房。大家都在会客室坐下休息。我的表姐、表妹、堂姐、

表姐夫、表妹夫等一大帮人都围在我母亲跟前促膝谈心。我把行李都提 到母亲的卧室。卧室很大，除了一张大双人床之外，旁边靠墙的地方还 摆了一张临时用的折叠床。

我问王有维处长：“这张小床是给谁用的？”

他回答说：“浙江接待组的同志通知我们，彭儒同志还带了一个孩 子来。这是给彭老的孩子用的。”

我一听，不禁哈哈大笑。

“王处长，你知道这个小孩是谁吗？”

“对不起，还没有看见。”

我笑呵呵地说：“这个小孩就是我，我是她的长子，今年四十了。” 我这么一说，满屋的人哄堂大笑。

王处长也笑了。他连连歉意地说：

“对不起，对不起，误会了，误会了。我们马上给你另外安排一个 房间。”

晚上，江西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设宴欢迎我母亲到江西重访故 地。参加晚宴的起码有四五桌人。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基本上都出席了。 我记得原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已去职，中央调佘积德同志主政江西工 作。他原来是福州军区的一位领导同志。

我母亲与参加欢迎宴会的许多老同志都认识。按我母亲的话说，江 西是她的第二故乡。她不仅从1928年上井冈山到1935年2月离开中央苏 区瑞金这段时间曾经在这块红土地上战斗过、工作过，而且1949年南昌 一解放，她又同我父亲一起，从吉林省南下回到江西这块红土地工作。 她曾在江西担任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副主席。那时，我父亲是江 西解放后的第一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直到1952年冬，我父母才调 到北京工作。

母亲虽然是湖南人，但她一直对江西这块红土地充满着深深的眷 恋。她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了这块红土地。她对老区人民和当地的 山山水水都有深厚的感情。她离开江西后，经常挂念在江西一起工作过 的老战友，眷恋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但是，因为工作忙，一直没有时 间重访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所在地。

对于江西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的盛情招待，我母亲十分感动， 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我母亲对于她到江西来竟然惊动这么多领 导出席欢迎她，又深感不安。她曾多次对我说，我们到各地千万不要惊 动各地领导，更不能在各地久留而影响他们的工作。

省里决定派省革委会接待组组长王有维同志和司机朱荣明同志全程 陪同我们到各地参观访问。王处长同我仔细地商跫了行程安排，确定了 重访故地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