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庐山的原班人马，还有我的大姑、罗念万表哥，坐着一辆伏 尔加和一辆中巴来吉安市。到吉安市后，受到中共吉安地委和行署的热 情接待。

下午，我们参观了位于赣江中游郁郁葱葱、风景秀丽的白鹭洲中 学。父亲读书时，这所中学的原名叫江西省立第六中学。它创建于1241 年，自古以来就是江西甚至江南的重要学府，前身为白鹭书院，后虽几 经易名，时代变迁，但此地依然为办学砥柱，弦诵不绝，是我国在原址 上连续办学历史最长的学校，至今已近八百年历史，培育了民族英雄文 天祥及著名诗人刘辰翁、邓光荐等古代精英，以及不少近代无产阶级革 命家、科学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省立六中读书时，我父亲思想进步活跃，受到进步师生重视， 因而有机会读到许多“五四”运动的进步书刊。他特别仰慕恽代英 和肖楚女。当时有位叫罗醒的同学，经常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知 识。经过两年学生运动的锻炼，父亲在政治上逐步成熟起来。于是， 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我父亲由曾延生（曾山胞兄）和郭佐唐两 人介绍，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八月，因工作需要，转为中 国共产党员。省立六中，对于我父亲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起了极为 重要的影响作用。

参观了白鹭洲中学以后，我陪母亲和周剑霞一起，去为毛泽覃的夫人贺怡同志、扫墓。贺怡同志是贺子珍、贺敏学的胞妹，也是我母亲的亲密战友。江西解放后，她担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部长。她为寻找毛泽 东、贺子珍的亲生儿子毛毛而到处奔波。一次从广东回吉安的途中，在 凤凰桥附近，她坐的一辆中型美国吉普车翻滚到山脚下，贺怡同志当场 牺牲了，同时遇难的还有古柏、曾碧漪同志的大儿子古一民和一位阿 姨。古柏的夫人曾碧漪小腿骨折，贺怡的警卫员受伤，司机是一个“解 放”兵，因害怕受惩罚而逃跑了。

这起车祸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事后，贺怡同志被安葬在吉安的 郊区。

王处长和吉安地委组织部、民政局的同志陪同我们一起前往贺怡同 志的墓地，为她扫墓。这个墓很简朴，就是一个长满草的土坟堆，立了 —块不大的墓碑，上面写着“贺怡同志之墓”。我们帮助拔去杂草，培 培土，给贺怡同志敬献了一个花圈。然后，陪着母亲一字排列，向贺怡 同志三鞠躬。母亲深沉地说：

“贺怡同志，我是彭儒，我来看你来了，你安息吧！”

说实话，贺怡同志是很不幸的。她丈夫毛泽覃同志在红军主力部队 从中央苏区转移后不久，在瑞金打游击时，被俘后不幸牺牲。从此，她 一直独自生活。解放后，她才从永新老家把15年未见的独生子贺麓成接 出来。紧接着，又为帮她姐姐贺子珍找儿子而在江西、福建、广东各地 奔波。最后不幸死于车祸。

母亲对贺家三兄妹（贺敏学、贺子珍、贺怡）都很熟悉。她们从井 冈山到中央苏区一直在一起工作、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直到 晚年，母亲仍然深深地怀念他们。

在吉安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上午，我们直奔永新县。

永新县、莲花县、宁冈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北#江西境内的三个县，是我父母共同战斗过的地方。一到永新县，母亲就感到格外亲 切，她对这里的一山一水都记忆犹新。她的许多战友都是永新县的，如 贺氏三兄妹、刘俊秀、王恩茂、李立等同志。我们在县委领导同志的陪 同下，首先参观了一些革命旧址和革命烈士纪念馆。然后，母亲要求到 大湾村去看看。母亲的第一个孩子陈永生就是在这个村子一家老百姓家 里生的。她记得这家的男主人叫秋古子。虽然解放后，时任中共吉安地 委书记的李立同志曾多次帮助我父母寻找过永生，但一直没有找到。后 来才弄清，永生于6岁的时候得病夭折了。尽管如此，母亲对秋古子一 家一直充满着感激之情。在那艰苦的岁月，母亲在秋古子家生下永生 时，秋古子家里给了她一个鸡蛋。虽然只吃了一个鸡蛋，但母亲对这件 事终生未忘。她要到大湾村亲自去看望这家人。

当年，秋古子也参加了红军，并踏上了长征的不归之路。那天从村 里出来迎接我们的是秋古子的弟媳。

我们还没有进到大湾村，秋古子的弟媳和几个亲属就出村来迎接。 在一片梯田的泥泞路上，我们正好和秋古子的弟媳相遇了。母亲紧紧地 握住这位妇女的手，虽然一时想不起来当年是否见过这位妇女，但她却 还记得我母亲当年的样子。她第一句话就问我母亲：

“老陈怎么没有来，他还好吗？”

母亲未料到，四十多年过去了，大湾村的老百姓还惦记着当年的老 陈。顿时，我和母亲声泪俱下，母亲告诉那位妇女：

“老陈去年走了，永远来不了啦。”

那位妇女也流出了泪水。

母亲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装有50元钱的红包塞在那位妇女的手里。 她谢绝了，并对我母亲说：

“老彭，你们从老远的地方来看望我们就很高兴了，怎么能要你们 的钱呢？”

我立即劝那位妇女收下：

“大妈，你就收下吧，这是我妈的一点心意。我们要赶路，今天就 不到你家去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看你。”

在今天看来，50块钱是微不足道的，可当年这相当于一个大学生干 部一个月工资。在1973年，我母亲因为“文革”期间受审査而被扣发了 部分工资，这次出来，沿途还要酬谢不少当年的恩人，能拿出50元钱也 不容易。

我们见过并感谢秋古子一家后，总算了却了母亲对秋古子一家人的 一份情意。

随后，我们从永新县又立即赶往莲花县。

在莲花县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件事是，莲花县委招待我们看了一场由该县文艺工作者自己编剧 和排演的话剧《莲花一支枪》。这出剧反映了当年莲花县革命武装力量 是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壮大起来的，又是怎样同敌人进行艰苦 卓绝的斗争的。我们深受感动。

第二件事是，在王处长和县委领导同志陪同下，我们到甘祖昌将 军的家里拜访了这位解甲归田务农的老将军。甘将军在回老家之前 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因为身体原因，他主动要求回老家生活。当 我们看见他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是一位南征北战、驰骋沙场的老将 军，我觉得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憨厚慈祥的农民大叔。他穿的是当 地老百姓的服装，脚穿一双草鞋，手里拿着一杆旱烟袋，花白的平 头，酱红色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县委领导做了简单的介绍，我母亲同他握手问候。

“甘部长，你好!

“我不是部长了，我是莲花县一个普通农民。我现在天天下田干 活，做一个普通的农民。”

从甘将军的谈话和气质来看，他确实非同于一般农民，他那种军人 刚毅的气度和神态，仍然显示出他那久经沧桑的非凡气质。

当地领导向我们介绍，甘将军不菲的工资都用于家乡的建设和支持 贫困学生读书。他住的房子是自己设计的，是用土坯盖成的两层楼房， 其外形同周围群众的房子没有什么不同。家乡的土地是十分贫瘠的红土地，种庄稼收成不好，那个年代也没有化肥，于是，他试验用松针叶来改良土壤。我们去拜访他时，他的试验已初显成效。

晚上，甘将军一个人来到我们住的县招待所回访我们。我看到他仍旧还是抽旱烟锅，于是向他敬了—枝香烟，但他婉言谢绝说：

“还是抽我这个旱烟有劲。这个烟叶是我自己种的。”

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我都是十分敬佩这位不计名誉地位、毅然解甲归田的老将军。我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位非凡的人民英雄。

接着，我们来到宁冈县。

重访朱毛会师的砻市，勾起母亲对当年朱毛会师大会的美好回忆。 母亲越讲越兴奋，其神态犹如豆蔻年华的少女。她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讲 述了 1928年5月4日在砻市镇河边的草坪上召开庆祝“朱毛会师”的大会 场景。

那天，天气分外晴朗，山林格外葱翠。在这规巍的群山之间，红军 举行了规模空前盛大的庆祝“朱毛”两军胜利会师的联欢会。毛泽东同 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的部队，王佐、袁文才同志领导的地方农军以及附近的群众约一万多人 聚集在一起，庆祝两军会师的伟大胜利。

在两军会师的大会上，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分别发表了 重要讲话。 领导同志讲话后，便开始演出文娱节目。

我母亲在主席台上，表演了舞蹈“葡萄仙子”，同时还唱了湖南花 鼓戏。她那活泼可爱、优美动人的舞姿和甜美的唱腔，赢得了一阵阵的掌声。

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朱毛会师”.

这是我第一次听母亲如此详细地讲述“朱毛会师”庆祝大会的 情景。

然后，我们到了茅坪八角楼参观毛主席当年的住址。以前我也听说 过八角楼，那时我以为房子的外形建筑是八个角，其实是屋顶内部的天 窗构建成八个角。

在茅坪，我们看望了袁文才的老伴谢梅香老人。我们坐在她家的厅 堂里，她老人家拿出当地的土特产招待我们。我母亲同她促膝座谈，共 同回忆井冈山斗争的烽火岁月。之后，在她住房外面的一条小溪旁，同 她老人家合影留念。袁文才被错杀后，我父亲一直为他打抱不平。在解 放前后，父亲曾两次向毛主席反映过这件不该发生的冤案。毛主席完全 同意我父亲的意见。在我父亲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期间，及时地为袁 文才、王佐平反昭雪，追认二位同志为革命烈士，并对二位同志的家属 予以抚恤。

离开茅坪，我们的汽车直奔茨坪。

茨坪是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势十分险要。在它的周围 有五大军亊哨口：黄洋界、桐木岭、双马石、朱砂冲、八面山。在当时的条件下，敌人要进攻井冈山比登天还难。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但是，井冈山毕竞地盘小，人口不过两千，产谷不过万担。那么 多红军在那里要生存下去，确实是极为艰难困苦的。为了克服吃饭和穿 衣的困难，红军不得不下山到宁冈去挑粮食。朱德军长亲自带头下山挑 粮食，给红军指战员以莫大的鼓舞。朱德的“扁担的故亊”就是由此而 来的。

母亲对我们讲，当时井冈山的领导机构主要由前委、军委和特委组 成。我父亲曾经在湘赣边界特委担任过副书记。母亲曾是湘赣边界特委 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当时，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母亲和其她女同志也积极参战，做些 后勤工作，组织妇女支援前线的红军和赤卫队，送饭送水，日夜忙着削 竹钉，慰劳红军伤病员。同时，妇女同志还用自己节省下来的布赶做布 鞋和草鞋送给红军指战员穿。母亲还参加组织妇女洗衣队，到小井红军 医院帮助伤病员洗衣服。有一次，到红军医院慰问伤病员，看到有的伤 员躺在床上不能起床吃饭时，母亲就端着碗一 口一口耐心地喂他们吃 饭。她看到伤员的手上、脚上还流着血，心里非常难过，于是就用盐水 帮他们洗干净伤口包扎好。母亲和其他妇女一起，将带去的布鞋、草鞋 给他们穿好。伤病员得到这些慰劳品，感受到群众对他们的关心和照 顾，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他们纷纷表示要“养好伤，重上前线，勇敢杀敌”。

母亲说，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毛党代表规定，官兵平等，每 人每天只有五分钱菜钱，买油、买爭就靠这点钱。要买菜，只能捡最便 宜的买。山上南瓜最多最便宜’保存的时间也久。于是，南瓜汤就几乎 成为官兵毎顿必不可少的菜。虽然生活艰苦，但同志们都非常乐观，髙兴地唱着：

“红米饭，南瓜汤，紫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母亲对我们说，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不仅红军战士的物质生活如 此困难，毛党代表、朱军长和各级干部也同战士们过着完全一样的艰苦 生活。但是，当时有的战士议论：

“我们吃得这样差，毛党代表他们吃得比我们好多了。”

她听后虽不相信，但又想到自己是一名宣传员，有必要澄清这个问 题。母亲决定，在毛泽东与贺子珍吃饭时去探虚实。一天中午，她来到 毛泽东住地，毛泽东与贺子珍亲切地招呼她一起吃饭，而她则表示已经 吃过了，就在房边坐着聊天并注意观察。结果她发现，毛党代表吃的饭 与自己吃的东西一样，无外乎是一些南瓜、野菜和辣椒。于是，她跑回 29团驻地，告诉那些有议论的战士们说：

“毛党代表与我们吃的是一样的东西！”

可是，那些年龄稍长的战士们不相信，说：

“你没有看到，他们把肉放在碗底喽！”

这话激怒了母亲，她决定再去探个究竟。

又是一天中午，母亲再次来到毛党代表住处。毛泽东和贺子珍都觉 得她的行为很奇怪，以为这个湘南妹子想要来这里打打“牙祭”，但又 不好意思说，便再次让她与他们一起吃饭，母亲仍执意不肯。她就等呀 等，一直等到毛党代表的饭吃完了，她便伸过头去看，看到毛党代表的 “碗底”里不过是一些辣椒。毛党代表笑呵呵地对我母亲说：

“怎么样，彭懦，我没有搞特殊化吧？”

母亲歉意地点点头，不好意思地笑了。她感到十分欣慰，长长地出 了一口气，活蹦乱跳地跑回了29团，再一次把自己所看到的情况向战士们说了一遍。这样，终于打消了战士们的一些猜疑。

母亲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座谈时，还给大家唱了一首当年部队流行 的歌曲《井冈山》。歌词大意是：

我们记得发源在井冈山上，心里老是想着它，想着它，想着它，井 冈山。

毛党代表，他有一肚子革命道理，上起课来，哈哈笑，哈哈笑，哈 哈笑，井冈山。

朱德军长，他有一根竹子扁担，一百多里，赤足跑，赤足跑，多对 劳，井冈山。

母亲这次重上井冈山，心情很好。她对这里的群众和一山一水、一 草一木，都充满着深情和爱戴。这巍巍的崇山峻岭间，几乎处处都留下 了她的足迹。她除了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 馆毛主席的旧居以外，还不顾疲劳地寻访了五大哨口、大井、小井。每到一处，都会回忆起她和我父亲共同工作和战斗的情景。同时、也不断地谈到她同毛委员、朱军长、陈毅、贺子珍、康克清、曾志以及她的 哥哥彭琦、嫂嫂吴仲廉等领导同志和战友的革命情谊。当年天真活泼又 带有几分顽童稚气的母亲，是领导和战友们都十分喜欢的湘南妹子。在 上井冈山的路上，住房十分困难，有时不得不男女同在一个地铺睡觉。 年龄最大的陈毅同志和年龄最小的我母亲往往作为男女的分界线睡在中 间。陈毅同志后来对我母亲说：

“那时我们真是男女授受不亲哟。”

我母亲还经常和康克清睡在同一个被窝。就算是同我父亲结婚了， 她仍然到竹坳和康克清同志住在一起。当我父亲去找她时，康克清同志 才知道他们已经结婚了。

“你这个小鬼呀，怎么结了婚也不告诉我一声呀！”然后，康克清 拍拍我母亲的脑袋说，“祝你们幸福！快回去吧！”

在大井毛委员、朱军长的旧居，我们见到了当年井冈山暴动队队长 邹文楷同志，并同他一起照了相。

在井冈山失守后，我父母亲在山上坚持斗争到最后的日子，时任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队长的何长工同志听说陈正人等同志仍在井冈山坚持斗争，才派人上山把我父母亲接下山。

曾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战斗过的老同志中，我母亲彭儒是最后一位 谢世的红军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