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就要到湖南了。

路过江西萍乡时，我们坐的伏尔加小汽车出了故障，需要维修才能 继续前进，于是在萍乡住了两晚上。萍乡地委派了一辆面包车，陪我们 参观了毛主席在安源路矿革命事迹的展览。司机朱荣明同志到汽车修理 厂修车，王有维处长则继续陪我们参观。

当我们下车参观时，展览馆门前的台阶上站着许多等候的群众。 许多老百姓听说北京来了-位老革命、老红军、老同志，估计我母亲会去参观萍乡展览，所以，萍乡群众等在这里，想目睹这位老前辈的 风采。

可是，当满头银发的母亲从面包车下来时，我听到有人说：怎么从 北京来的首长坐的是面包车呀？尤其是我母亲的形象使他们更为疑惑。 母亲身着一套半旧的衣衫，脚穿一双黑色的旧皮鞋，银白色的头发还别 着几个普通的黑色发卡。他们一看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并不像什么传 奇式的人物，也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风光、那样光彩照人。于是，那些 崇拜英雄人物的群众在心理上颇为失落，甚至有些疑惑。

我们无须责怪这些群众的心理失落感。在那个年代乃至今天，有许 多人总是“衣帽取人、以车定级”（以坐什么车看一个干部的级别高 低）。过去，什么干部给配车，什么级別的干部配什么车，那是国家 有严格规定的。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坐从苏联进口的“吉 斯”，正部级干部坐“吉姆”。后来，我们国家自己生产了 “红旗”牌 轿车。于是，正部级的干部就改为坐“红旗”。如果家里的保姆坐“红 旗”到市场上去买菜，大家都会敬而远之给她让路。

我母亲至今都不馑得这些“世俗之约”。20世纪50年代初，由供给 制改为薪金制，第一次定级就给她定十级，以后每次晋级时，她都一让 再让给那些级别低的人。所以，她的级别一直定格在十级的位置上。自 然，她的待遇也长期定格在十级上。后来，当她享受副部级干部待遇 时，公家给她配了专车和司机，但她坐的车是老型号的桑塔纳。这种车 连司机都不愿开，因为拉着我母亲去参加重要活动时，相关单位竟把桑 塔纳拒之门外。无奈，只好换成奥迪，但她坐的是一辆旧奥迪。后来， 由于怕旧车出事，才换了一辆八6的新奥迪。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