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会师后，1927年6月10日至12日，汪精卫、唐生智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汪、唐希望联冯反蒋和反共，所以对冯玉祥作了很大让步。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负责指导陕西、甘肃、河南三省政务，以冯玉祥为主席；并决定北伐军撤离河南，将该地留给冯玉祥。但是，冯玉祥在会谈中只对武汉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两湖工农运动的言论表示赞赏，对蒋介石没有片言谴责，反而一再要求汪、唐等停止宁汉间的对立，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共同北伐。郑州会议刚刚结束，冯玉祥在蒋介石极力拉拢并答应给予经济和武器援助的条件下，即于6月20日至21日在徐州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议。会议主张，宁汉双方应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继续北伐。冯玉祥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使蒋介石的地位大为加强，并加速了汪精卫公开反共的步伐。

在汪精卫赴郑州同冯玉祥会谈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曾把五月紧急指示拿给汪精卫看，幻想依靠汪精卫来挽救革命。汪精卫看后没有表态。郑州会议后，汪精卫即以紧急指示“根本危害”国民党的“生命”为借口，煽动“分共”。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唐生智的主力部队特别是何键所部第三十五军，从河南前线撤回两湖，公开站在反叛的军官一边，镇压工农运动。

6月上旬，莫斯科来电批评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要求“立即切实领导土地革命”，“立即消灭长沙的反革命。招募农民，鼓动他们去进攻军官团，彻底将其摧毁，以儆效尤”[7]。此时，湖南尚有不少农民武装，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叶挺部队击败夏斗寅叛军后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来不及回师两湖。6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连日开会讨论对策，一度准备在湖南组织武装起义，打算在力量调集后，派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前去指挥，并派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书记。但中央许多人的态度动摇，鲍罗廷、彭述之等人认为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表示反对。这个计划最终被取消。6月15日，陈独秀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表示：“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电文还指出：“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没有废止，也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8]

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驻华代表之间矛盾重重，无法制定应对危机的好办法。罗易多次向斯大林和布哈林建议撤换鲍罗廷和陈独秀，他甚至称陈独秀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9]。鲍罗廷则认为罗易将绝对不能给任何其他人看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是犯了组织性错误，要求共产国际将他召回。共产国际、联共(布)仍然希望拉住汪精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再给武汉国民政府200万卢布的援助，并电告汪精卫：为挽救革命，应当停止动摇，必须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继续与共产党人合作。这些已无法拉住已经右转的汪精卫。

为了挽救革命，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于6月初制定《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从整军经武、准备应变的指导思想出发，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6月6日，张太雷在《向导》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指出面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有组织地进行抵抗。在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了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计划》中也提出“上山”的主张。然而，这些策略和建议均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否定。

6月底，武汉盛传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即将在当地制造又一个反革命事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鲍罗廷在慌乱中开会商讨对策，决定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他们以为用这种退让的办法，可以使何键找不到制造事端的借口，可以取得武汉国民党的谅解。7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向国民党作出种种让步的表示，如：“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武汉现有的纠察队，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可以减少或者编入军队”，等等。这是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会上，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提出意见书，批评陈独秀，要求公布五月紧急指示。陈独秀竟将意见书当场撕毁。

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被紧急从湖南召回的毛泽东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他还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个建议也没有付诸实施。

自6月以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鲍罗廷等人指导下作出的一系列决定，都是企图以妥协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唐生智。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武汉的汪精卫集团正在一天天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靠拢，随时都有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绝大多数干部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

这时，共产国际提出改组中共中央，并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作用。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中共中央命令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并于7月24日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进一步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进行了谴责。

7月13日，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公开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决心“遵奉先总理遗嘱，根据三民主义努力作真正之革命”[10]，随即启程前往莫斯科。7月14日，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的所谓“新政策”。声明严肃地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声明重申：“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11]。国民党左派陈友仁等也相继出走。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大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前期都曾积极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产生了巨大革命影响。

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党所领导的工农大众经受了革命的洗礼，提高了政治觉悟。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一系列重要斗争，充分显示出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不断高涨的工农运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大革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大革命初始，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小党，但却走在了时代前列。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建立起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大革命开始后，广大共产党员以满腔的革命热情，积极动员和组织工农革命群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在国民革命军中艰苦斗争、奋勇杀敌，推动北伐胜利进军，从而使得国民革命很快形成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大革命空前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短短的6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由起初只有50多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着湖南、湖北、江浙、广东、北方、江西、河南、陕甘八个区委和山东、福建、南满、北满、安徽、四川六个地委。共青团员也发展到3．5万人。共产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将形成燎原之势。

大革命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来说，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它鼓舞和推动了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亚洲地区人民的觉醒，阻滞了国际帝国主义在东方扩张的步伐。

但是，这场大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下进行的。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比刚刚兴起的革命联合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革命阵营内部掌握了相当大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革命的深入发展中一步步背叛革命而投入反革命营垒。一般中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关键时候也表现出很大的动摇。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群众虽然有比较广泛的发动，但是动员和组织的程度还很不充分，力量发展也很不平衡。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党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群众运动中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但缺少成熟的领导艺术；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因没有充裕时间培养干部，未能形成各个层次的骨干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党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思想，但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善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党还不善于识别和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敌人，不善于识别和正确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同盟者。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12]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13]，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如推动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帮助共产党人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导中共中央开展工人运动，声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提出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正确方针等。为了支持中共中央开展工作，共产国际在党的活动经费上给予了一定援助，苏联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和军事人才。苏联顾问在中国的革命军队建设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人还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挥。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等驻华代表之间，在土地问题、工农运动、军事行动、战略方向、国共关系、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策等问题上，经常存在严重的分歧，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许多问题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维经斯基后来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14]鲍罗廷也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15]。

大革命的失败表明，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并取得最后的成功。

尽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并在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新的复兴之路。

注:

[1]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所以这一天发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

[2]《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5月27日、29日。

[3]独秀：《湖南政变与讨蒋》，《向导》第199期，1927年6月20日。

[4]直荀：《湖南马夜事变之回忆》，《布尔塞维克》第20期，1928年5月30日。

[5]《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特字第85号)记录》(1927年6月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299页。

[6]《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309页。

[7]《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108号（特字第86号）记录》(1927年6月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307页。

[8]《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1927年6月15日)，〔美〕罗伯特?诺斯、津尼亚?尤丁编著，王淇、杨云若、朱菊卿合译：《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5页。

[9]《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5日、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322页。

[10]北京《晨报》，1927年7月17日。

[11]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21页。

[12]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13]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1258页。

[14]维经斯基：《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15]《鲍罗廷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27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