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受“文革”的冲击比父亲要晚得多。大概是在1968年下半年至 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水产部造反派对她实行隔离审査，关在 一间“牛棚”里。谓“牛棚”就是分别或集中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大多数是破旧简陋、阴暗潮湿的屋子。有全日制和半日制之分。全日制的不准回家，有专人轮流看守。半日制的可以回家，但每天必须按 时报到。我母亲住的“牛棚”是全日制的，而且是一个人住一间。这间 “牛棚”是水产部主楼北面的一间平房。我曾去过几次，探望被关押 的母亲。“牛棚”内的墙上贴了一些标语，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 严”、“彭儒必须老实交代！ ”、“彭儒必须低头认罪！ ”、“彭儒不 投降，就叫她灭亡！”

母亲在“文革”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驻水产部监察组副组长。造 反派之所以要把她关进“牛棚”进行隔离审査，是因八机部和水产 部的造反派联合起来要打倒我父亲陈正人，因此必须先把我母亲打成 “叛徒”。

母亲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战士。她14岁在衡阳女三师念 书的时候，就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并且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被 迫离开学校后，她回到宜章老家就地闹革命，参加了在老家骑石村举行 的“年关暴动”。随后，她又参加过由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然 后，又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之后，到了中央苏区。

1934年10月长征时，她本来是被组织上挑选参加长征的32个女红军 干部之一，而且已踏上了长征之路。但在过于都河后，她患疟疾病发高 烧。于是，董必武代表组织要她回到中央苏区瑞金，陪护因病不能参加 长征的我父亲陈正人。1935年2月间，陈毅决定让我父母跟随张凯率领 的独立三团突围到上海治病。在突围的过程中，我母亲不幸被俘。但她 始终未暴露身份。她坚持说，自己家里是地主，是被红军抓来洗衣服 的。自己有个哥哥叫彭瑛，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当小职员。审讯我母亲 的是国民党陈济棠部队的一个团长，他是湖南人，叫唐璞。唐璞发电报 给彭瑛说：

“你妹妹彭儒被我们俘虏了，你赶快来一趟吧。”

我舅舅彭瑛听说妹妹被俘的消息后，马上请人写了一个保释书，火 速去江西设法营救妹妹。最终使我母亲得以脱险。她被保释出来后，先 到广州，然后回到湖南宜章碕石村隐蔽，陪我父亲养病。

当我母亲从湖南老家回到延安后，她如实地把被俘一事向党组织作 了交代。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后期，由干康生的极左行为，在临时支部进 行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那时，我母亲被整得死去活来，致使 她神经受到严重的刺激。即使过了几十年后，一谈起“抢救失足者”运 动，她还会感到心惊肉跳。在“文革”前，尽管东北局和中央姐织部就 这个历史疑点做过“无问题”的结论。但在“文革”中，造反派又把这 件亊作为“历史问题”重新审査。

在审査中，母亲不断遭到恐吓、陪斗、批斗，受到各种人身侮辱。

在母亲被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轮流去看望过她。

有一次，我一个人去看她，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到了母亲住的 -间冰冷酿间。雖虽贿-个麵雜跡子，触絲南方人，从没有烧过煤球炉子，所以炉子里的火总是时有时无。

母亲关在“牛棚”里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她特別想念家里的人。 她关心我父亲的处境，关心我小弟弟洪生的生活。父亲的悲惨处境和家 里的凄凉，我都没有告诉她，以免她挂念。

在宜生和延生去看望母亲时，造反派对她们说：

“你们的妈妈在审査中态度不好，你们要好好地给她做做工作。要 她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

她们姐妹俩在造反派监督下，就在水产部的院子里和母亲见了面。 在那种政治氛围中，她们俩只能违心地原则性地劝劝母亲，要正确地对 待审査，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实事求是地交待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 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当时母亲从容淡定地说：

“你们放心吧。我自己做的事，自己最清楚。我会实事求是地交 待问题，我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你们要相信，妈妈没有做对不起党 的事情。”

在父母亲被关在“牛棚”里的时候，家里只剩下最小的弟弟洪生和 多年在我们家工作的公务员魏妈。

魏妈本名叫周长寿，她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到我们家里来工 作了。我父母调到北京工作后，她也随我父母到了北京。她是一个非常 慈祥而又勤劳善良的妇女。她到北京后，不仅照顾我父亲的生活、清理 全家的卫生，而且还照管年幼的小弟弟的生活。我们在学生时期，她还 帮我们洗衣服。她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关心我们，照料我们。所以， 我们管她叫“魏妈”。之所以叫她“魏妈”，是因为她婆家姓魏。

在由供给制转为薪金制时，她成为国家机关的佘国家工资的正式职 工。魏妈原来是个文盲，一个字也不认识。但是，在我母亲手把手的帮助下，加之我们也不断地帮助她识字，经过她刻苦努力，终于成了一个 能读书、看报、写信的人。而且在我们家工作期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在1960年，她同我母亲一起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魏 妈虽然是一个普通职工，但她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却很高。在“文 革”期间，我的父亲、母亲双双落难，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派”、“叛 徒”，成天挨批、挨斗，关在“牛棚”而不得回家。但是，她一直没有 远离我们这个落难的家庭。她坚守岗位，不离不弃，尽职尽责，一如既 往地维系这个“妻离子散”的落难家庭。无论承受多少政治压力，她从 来没有说过我父母一句坏话。在那种动乱的年代，这种高尚的政治品 德，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在那最困难的时期，魏妈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是维系我 们这个大家庭得以存在的核心。我的大弟弟迪生，是在这个非常时期结 婚的。结婚时，家里显得很冷清，'父母亲都住在“牛棚”，是魏妈与我 把房间简单地布置了一下，让迪生和桂珍暂时有个栖身之地。母亲还在 水产部受审査，由于工资被扣发—部分，当时只给了迪生50元钱。迪生 在街上买了一大旅行包的糖，回部队请两派的同事参加’总算是办了婚事。不久，母亲就被下放干校劳动改造。是魏妈热情地接待了路过我们 家落脚息宿的亲朋好友。至今，除了我们家的人以外，许多认识她的亲 朋好友，都会深深地怀念这位热情、慈祥而又善良的老妈妈。她那慈母 般的恩情和大爱，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在我父母亲政治上落难的漫长岁月里，是魏妈不离不弃地维系着这 个破碎的家庭，艰难地抚养着我那未成年的小弟弟。

在寒风刺骨的冬天，造反派竟对我们家停止供暖气。为了保护水管 不致冻裂，才允许家里买煤烧了一个炉子。在延生去济南工作后，给父 亲送药、送衣物的事就由小弟弟洪生来承担。可怜的小弟弟当时只有 十五六岁，不仅要受这种苦难生活的煎熬，而且还要把魏妈熬好的中药 送到八机部关在“牛棚”中的父亲服用。那时，北京地铁一号线正在开 盖挖掘，挖出的土堆在马路两旁。天晴尘土飞扬，下雨泥浆四溅。他每 天都需骑着自行车，在这条崎呕不平的道路上来回走一趟。

母亲是坚强的老党员，也是南征北战、久经考验的老红军战士。对 于历史审査，她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决不屈服于政治压力而说假话。在 住“牛棚”时的审査期间，造反派不断对她搞“逼供信”，而且还常拉 她出去陪斗，使她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折磨。但是， 她面对邪恶势力和政治压力，决不低头。她坚信，身正不怕影子歪，不 做亏心事就不怕鬼敲门。母亲的历史是清白的，尽管在江西突围中，她 不幸被俘过，但她从来没有暴露过自己的身份，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 党和人民的事。她虽然经过多次政治审査，但她的心始终是坦然的。没 有的亊，决不乱说。她认为，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 验，既要对党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

母亲对我说：“我这里没有事，你们放心好了。妈妈一生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很想念你们，也很挂念你爸爸。也不知他怎 么样了？”

我安慰母亲说：“爸爸没有事，家里人都很好，您放心吧！妈妈你 想开一点，最终总会把事情弄清楚的。我们兄弟姐妹会轮流来看您，需 要什么东西，我们会给您送来。”

母亲对我说：“你们几个大的我都放心，只有你弟弟还小，我怕他 到外面惹事。你们当哥哥、姐姐的，要多关心他。”

“妈妈您放心，弟弟很听话。他每天都在家里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或者捣鼓点别的电器。我也会常回家里去陪他一起玩。外面的活动，他 从来也不去参加。”

“那就好。”

也不知道在什么时间，专案组的人终于在湖南找到1935年曾经审训 过我母亲的那个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的团长唐璞。解放后，唐璞曾任湖 南省政协委员。专案组的人要他交待如何抓获彭儒的？如何审讯的？彭 儒是如何交代的？为什么把她放了？是谁把她保释出去的？

唐璞把我母亲如何抓捕到的，如何审讯的，又如何把她释放的过 程，讲得清清楚楚。他讲的内容和我母亲在历次政治审査中所做的交 待，完全一致。

至此，关于我母亲在1935年4月在江西突围中被俘一事，就完全搞 清楚了。几十年来，困扰着我母亲的这个“历史疑点”终于査清了，最 终还了她清白。

但是，当时专案组迟迟不给我母亲作审査结论，一直把她的所谓 “历史问题”挂在那里。我记得是1968年底，母亲随水产部的干部一 起，下放到河南省叶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继续接受专案组的审査。

在叶县“五七”干校，我母亲已近花甲之年，但是，在劳动中，她 承担着又脏又累又苦的体力活。别人能挑多重的担子，她一点也不比別 人少。母亲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考验，沐浴过井冈山艰苦斗争的洗礼，繁 重的体力劳动绝不会把她压垮。

从1968年底我母亲到河南叶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到1972年 4月6日我父亲去世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没有见过她老人家。因为 1969年底，我一家三口跟随中国科技大学迁到安徽省的合肥市。下迁不 久，我因为一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同志辩护而受牵连，又被 发配到中国科技大学的劳动农场改造。不久，又到安徽濉溪县北京政法 学院“五七”干校劳动和整党。

我和母亲是在得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之后，分别从安徽和河南回到北 京的。

不久，对母亲的专案审査总算是结束了，但给她做了一个不大明确 的留有尾巴的审査结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母亲虽然受到残酷迫害，但她无私无畏，襟 怀坦荡，以忠于党和忠于人民的节操和勇气，同林彪、“四人帮”反革 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坚持不懈的斗争。

1972年5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母亲从河南叶县“五七” 干校回到北京，被安排到国家水产总局工作，后任总局顾问。

1978年6月15日，国家水产总局党组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彭儒同 志被俘问题审査结论的备案报告》：

国务院：

现将“关于彭儒同志被俘问题的审查结论”送上，请予备案。原农. 林部党的核心小组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二日对彭儒同志所作的审查结论请 予撤销并销级。

国家水产总局党组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

国家水产总局党组对我母亲被俘问题重新作了审査结论。抄录如下：

关于彭儒同志被俘问题的审查结论

彭儒，原名彭良风，女，一九一三年生。家庭出身破产小地主，本 人成分学生，湖南宜章县人。一九二七年四月参加共青团，一九三零年 六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一九二八年春参加红军。文化大革命前为中央 监委驻水产部监察组副组长，行政十级。

彭儒同志一九三五年四月，在江西安远、寻邬一带遇敌被俘问题，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审干结论是“这段历史无问題”。在这 次文化大革命中，又经反复调查，证明与本人交待相符，没有问題。因 此，维持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央组织部审干时，对彭儒同志被俘这段历史 所作的无问题的结论。

国家水产总局党组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

对于国家水产总局党组所作的这个审査结论，我母亲彭儒签字“同 意”。

至此，这个困扰我母亲几十年的“历史疑点”终于真相大白了。历 史证明，我母亲彭儒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她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 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